上世紀80年代，繁榮於街頭巷尾的廢品回收站點，至今還在許多人的記憶中。不僅是廢銅爛鐵和舊報紙，類似指甲、頭發、甲魚殼、骨頭等現在看起來沒有價值的“垃圾”，在當時都能實現有價回收。
如今，與落寞的廢品回收站點形成鮮明反差，居民小區的垃圾桶卻變得“繁榮”起來，裡面“不該有”的垃圾越來越多：快遞紙盒、飲料瓶罐、廢舊衣物、電子廢棄物……它們大多都是可再生資源，卻被當成垃圾丟棄處理，也加重瞭垃圾桶和城市運行的負擔。
究其主要原因，是這些可再生資源的價值不復從前，沒人願意收運，也就沒人願意把它們從垃圾裡分揀出來。
這讓我們思考促進垃圾分類的對策時，多瞭一個維度：除瞭在源頭用力，還要在出路上想辦法，怎樣讓低價值的可再生資源重新“吃香”起來。
“可樂瓶”的境遇大不如前
“1斤空可樂瓶連1元都賣不到？以前一個空瓶就能換一根冷飲！”一個周日的午後，傢住榮樂小區的蘇阿姨對著小區再生資源交投站的垃圾回收價格表唏噓不已。
這樣的價格，的確讓人“提不起精神”。十幾個空的小可樂瓶才勉強夠一斤，折算下來，一個瓶隻值四五分錢。在榮樂小區再生資源交投站的價格表上，價格跌到谷底的，不止可樂瓶。舊衣服0.7元/公斤、品相差的黃板紙0.4元/公斤、利樂包0.4元/公斤、廢塑料0.2元/公斤、透明廢玻璃0.15元/公斤……
對於低價值的可再生資源，“鈴鐺軍”也提不起興趣。“開個1噸運量的車，專門收廢玻璃，扣除油費、過路費和收購成本，忙半天，估計就40元左右的利潤。如若吃張交通罰單，還得倒貼！”老傢河南的老張在上海幹瞭16年“鈴鐺軍”，他直言，按照現在的行情，廢玻璃的價值幾乎等同於垃圾，收運吃力不討好，沒人願意幹。
對於回收價格缺乏吸引力，上海凈通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徐東文十分無奈。他表示，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降等因素的影響，許多可再生資源一直貶值，就算是現在的收購價，還是考慮到鼓勵垃圾分類，做瞭適當的提升。以塑料袋為主的廢塑料為例，200元/噸的收購價，已經遠高於企業收購後轉賣給下遊40元/噸的價格。這當中有160元/噸的差價，實際上是收多少虧多少。
為何虧本的事還要做？徐東文透露，能堅持下來，多虧瞭政府的補貼。去年起，徐東文公司所在的松江區規定，由街鎮（開發區）確定，並經松江區經委、區綠化市容部門備案，參與再生資源回收與生活垃圾清運體系“兩網協同”工作的企業，回收低價值再生資源（包括廢塑料、廢紙、利樂包、舊衣物、舊鞋子、廢金屬、廢玻璃、廢電子產品等）可享受補貼。
補貼價格原則上參照現有生活垃圾清運、處置價格執行，為200多元/噸。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一些低價值可再生資源的市場機制已近乎失靈，急需政府部門扶一把。”松江區綠化市容局環衛科科長顏玉祥表示，通過補貼，回收企業可以適當提高再生資源的收購價格而不至於虧本，從而激發居民從垃圾裡挑出再生資源的積極性。數據顯示，松江區2016年回收的低價值廢舊物資總重量比2015年多出瞭1.45倍。
回收企業探路舉步維艱
如果地方上的財力支持有限，要靠市場自己來面對，能行嗎？
“恐怕隻有規模化運作、精細化管理這一條路瞭。”上海新錦華商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孫亞明坦言，這條路十分艱辛，沒有政府部門介入幾乎不可能走通。
他告訴記者，可再生資源的低價值是相對的，如果收購規模有限，與下遊議價時會喪失主動權，尤其是價格波動巨大的時候。比如廢鐵，價格一度從1400元/噸暴跌至200元/噸，如果賣給下遊的規模有限，人傢定的價格再低也隻能接受。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保本還來不及，不會通過高價格來激勵居民主動分揀出再生資源。
要取得議價權，就要收購到一定規模的再生資源，觸角必須深入到再生資源產出的一線，新錦華便瞄準瞭小區裡的保潔員和垃圾箱房。2015年，在長寧區商務委、綠化市容局的協調下，新涇五村、天山新苑、水霞小區等3處條件較好的社區率先試點“兩網協同”，社區裡的保潔員換上統一制服，“升級”為分揀員，在垃圾箱房內將低價值再生資源從日常生活垃圾裡分揀出來，連同居民主動交投的可再生資源，一同收運至新錦華旗下的回收站點。
截至目前，這樣的試點已擴大到近40個，今年有望再增加至50個。“預計擴大到三四百個小區，企業就能自給自足。”孫亞明表示，“兩網協同”真正消除瞭回收企業和社區的“最後一公裡”。原本居民生活垃圾由綠化市容部門負責清運，不專門分揀可再生資源，而想要可再生資源的回收企業很多社區又進不去，隻能在街頭巷尾和“鈴鐺軍”競爭。
試點後，回收企業直接在社區內分揀，剩下的垃圾由綠化市容部門清運。如此，可再生資源盡可能多地進入正規處置渠道，又在源頭減少生活垃圾的清運量，還激發瞭社區居民的環保意識，可謂“一石三鳥”。數據顯示，長寧區最早的三個試點小區，每月平均回收再生資源近5噸，占居民生活垃圾總量的一至兩成。
不過，經過分揀的二手餐飲設備買賣可再生資源不會馬上運走，需要臨時堆放，因此受制於場地條件和居民觀念，並非所有小區都能順利推進“兩網協同”。為盡可能覆蓋這些“空白點”，進一步增加回收的規模，新錦華推出瞭“再生資源回收交投網絡中心”，居民點一下鼠標，就有專人上門回收。此外，長寧區還在推進舊小區綜合整治、精品小區建設過程中，將“兩網協同”的點位佈局納入改造、建設框架；在新建住宅小區審批過程中，將“兩網協同”點位設施作為環衛設施審批的前置條件，從而推動更多小區配套多功能的垃圾箱房，具備可再生資源分揀、交投、收運以及綠色賬戶積分掃描等多種能力。
為減少可再生資源等待清運的時間，新錦華還將購買專車，自建物流體系。“這樣就不用自己蹬三輪送去回收站瞭，來回起碼半小時，身體吃不消，還影響市容。”天山新苑的專職收廢員范維國對此充滿期待。
提高附加值才能喚醒認同
推進垃圾分類要有效果，關鍵要解決分類的動力，說通俗些，就是讓公眾明白分類有什麼好處、不分類有什麼後果。近年來，上海推行綠色賬戶，就是將“獲得獎勵”作為居民分類的動力；而實施促進生活垃圾分類減量辦法，處罰違規者，則是將“避免被罰”作為居民分類的動力。
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指出，促進垃圾分類最根本的動力，是居民發自內心認同垃圾的價值，這種價值可以是金錢價值，也可以是環保價值。否則，居民不認同價值，就會覺得垃圾分類沒有意義，雖然短期內可以靠獎勵或懲罰的制度來“刺激”分類，但就長遠而言，“價值認同”是政府部門必須直面解決的問題，解決不瞭，垃圾分類可能還是“原地踏步”。
松江和長寧的做法，都是通過抬高低價值可再生資源的收購價格，促進居民“價值認同”的有益嘗試。區別在於，前台中中古設備買賣者是直接補貼回收企業的差價，後者則是扶持回收企業規模化運作，減少虧損。“其實，還有一種做法，就是提升可再生資源的附加值。如果可再生資源能夠像貴金屬一樣值錢，就不需要政府補貼來抬高收購價格，自然能賣高價。”杜歡政表示，垃圾資源利用企業的科技化水平直接影響垃圾資源利用的量和效，政府部門可以通過政策激勵、財政扶持、產業引導等方式，促進相關企業通過科技創新，提升垃圾資源循環綠色利用的水平和效益。
日本的川崎環保城就是一個可借鑒的范例，1997年創建至今，以位於川崎臨海地區的企業為主體，以開發資源循環型、環境協調型產業作為經濟振興支柱，已逐步發展成為環保企業和研發機構集聚的新型高科技綠色環保工業帶。其壯大絕非一蹴而就，當地政府實施瞭一系列財稅政策，為推進節能環保產業提供瞭有力的資金支持。比如改革稅制，當地涉及垃圾循環利用的中小企業使用指定節能設備，可享受7%的稅額減免以及一定年限的減免稅措施。杜歡政認為，上海在符合條件的區域佈點建設若幹市級資源循環利用產業園，給予政策傾斜，讓更多使垃圾通過循環利用獲得高附加值的項目生根開花，是取得“價值認同”的有效出路。
去年底開始試運行的閔行餐廚再生資源中心，也為如何讓垃圾“吃香”指出瞭一條明路。該區每天200噸的餐廚廢棄物，經過多道環保程序，最後放入封閉的生化處理機進行高溫好氧發酵，制成土壤調理劑，成為當前修復鹽堿土壤、降低城市熱島效應的“香餑餑”，吸引瞭不少下遊企業慕名而來。“這種環境友好型產品前途廣闊，隻盼源頭的垃圾分類更細致，讓我們的機器有更多的濕垃圾可 ‘吃’！”中心負責人對於未來充滿信心。
原標題：可再生資源回收價格讓人“提不起精神”，沒人願意收運，自然沒人願意分揀 如何能讓垃圾重新“吃香”起來
上世紀80年代，繁榮於街頭巷尾的廢品回收站點，至今還在許多人的記憶中。不僅是廢銅爛鐵和舊報紙，類似指甲、頭發、甲魚殼、骨頭等現在看起來沒有價值的“垃圾”，在當時都能實現有價回收。
如今，與落寞的廢品回收站點形成鮮明反差，居民小區的垃圾桶卻變得“繁榮”起來，裡面“不該有”的垃圾越來越多：快遞紙盒、飲料瓶罐、廢舊衣物、電子廢棄物……它們大多都是可再生資源，卻被當成垃圾丟棄處理，也加重瞭垃圾桶和城市運行的負擔。
究其主要原因，是這些可再生資源的價值不復從前，沒人願意收運，也就沒人願意把它們從垃圾裡分揀出來。
這讓我們思考促進垃圾分類的對策時，多瞭一個維度：除瞭在源頭用力，還要在出路上想辦法，怎樣讓低價值的可再生資源重新“吃香”起來。
“可樂瓶”的境遇大不如前
“1斤空可樂瓶連1元都賣不到？以前一個空瓶就能換一根冷飲！”一個周日的午後，傢住榮樂小區的蘇阿姨對著小區再生資源交投站的垃圾回收價格表唏噓不已。
這樣的價格，的確讓人“提不起精神”。十幾個空的小可樂瓶才勉強夠一斤，折算下來，一個瓶隻值四五分錢。在榮樂小區再生資源交投站的價格表上，價格跌到谷底的，不止可樂瓶。舊衣服0.7元/公斤、品相差的黃板紙0.4元/公斤、利樂包0.4元/公斤、廢塑料0.2元/公斤、透明廢玻璃0.15元/公斤……
對於低價值的可再生資源，“鈴鐺軍”也提不起興趣。“開個1噸運量的車，專門收廢玻璃，扣除油費、過路費和收購成本，忙半天，估計就40元左右的利潤。如若吃張交通罰單，還得倒貼！”老傢河南的老張在上海幹瞭16年“鈴鐺軍”，他直言，按照現在的行情，廢玻璃的價值幾乎等同於垃圾，收運吃力不討好，沒人願意幹。
對於回收價格缺乏吸引力，上海凈通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徐東文十分無奈。他表示，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降等因素的影響，許多可再生資源一直貶值，就算是現在的收購價，還是考慮到鼓勵垃圾分類，做瞭適當的提升。以塑料袋為主的廢塑料為例，200元/噸的收購價，已經遠高於企業收購後轉賣給台中中古餐飲設備收購下遊40元/噸的價格。這當中有160元/噸的差價，實際上是收多少虧多少。
為何虧本的事還要做？徐東文透露，能堅持下來，多虧瞭政府的補貼。去年起，徐東文公司所在的松江區規定，由街鎮（開發區）確定，並經松江區經委、區綠化市容部門備案，參與再生資源回收與生活垃圾清運體系“兩網協同”工作的企業，回收低價值再生資源（包括廢塑料、廢紙、利樂包、舊衣物、舊鞋子、廢金屬、廢玻璃、廢電子產品等）可享受補貼。
補貼價格原則上參照現有生活垃圾清運、處置價格執行，為200多元/噸。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一些低價值可再生資源的市場機制已近乎失靈，急需政府部門扶一把。”松江區綠化市容局環衛科科長顏玉祥表示，通過補貼，回收企業可以適當提高再生資源的收購價格而不至於虧本，從而激發居民從垃圾裡挑出再生資源的積極性。數據顯示，松江區2016年回收的低價值廢舊物資總重量比2015年多出瞭1.45倍。
回收企業探路舉步維艱
如果地方上的財力支持有限，要靠市場自己來面對，能行嗎？
“恐怕隻有規模化運作、精細化管理這一條路瞭。”上海新錦華商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孫亞明坦言，這條路十分艱辛，沒有政府部門介入幾乎不可能走通。
他告訴記者，可再生資源的低價值是相對的，如果收購規模有限，與下遊議價時會喪失主動權，尤其是價格波動巨大的時候。比如廢鐵，價格一度從1400元/噸暴跌至200元/噸，如果賣給下遊的規模有限，人傢定的價格再低也隻能接受。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保本還來不及，不會通過高價格來激勵居民主動分揀出再生資源。
要取得議價權，就要收購到一定規模的再生資源，觸角必須深入到再生資源產出的一線，新錦華便瞄準瞭小區裡的保潔員和垃圾箱房。2015年，在長寧區商務委、綠化市容局的協調下，新涇五村、天山新苑、水霞小區等3處條件較好的社區率先試點“兩網協同”，社區裡的保潔員換上統一制服，“升級”為分揀員，在垃圾箱房內將低價值再生資源從日常生活垃圾裡分揀出來，連同居民主動交投的可再生資源，一同收運至新錦華旗下的回收站點。
截至目前，這樣的試點已擴大到近40個，今年有望再增加至50個。“預計擴大到三四百個小區，企業就能自給自足。”孫亞明表示，“兩網協同”真正消除瞭回收企業和社區的“最後一公裡”。原本居民生活垃圾由綠化市容部門負責清運，不專門分揀可再生資源，而想要可再生資源的回收企業很多社區又進不去，隻能在街頭巷尾和“鈴鐺軍”競爭。
試點後，回收企業直接在社區內分揀，剩下的垃圾由綠化市容部門清運。如此，可再生資源盡可能多地進入正規處置渠道，又在源頭減少生活垃圾的清運量，還激發瞭社區居民的環保意識，可謂“一石三鳥”。數據顯示，長寧區最早的三個試點小區，每月平均回收再生資源近5噸，占居民生活垃圾總量的一至兩成。
不過，經過分揀的可再生資源不會馬上運走，需要臨時堆放，因此受制於場地條件和居民觀念，並非所有小區都能順利推進“兩網協同”。為盡可能覆蓋這些“空白點”，進一步增加回收的規模，新錦華推出瞭“再生資源回收交投網絡中心”，居民點一下鼠標，就有專人上門回收。此外，長寧區還在推進舊小區綜合整治、精品小區建設過程中，將“兩網協同”的點位佈局納入改造、建設框架；在新建住宅小區審批過程中，將“兩網協同”點位設施作為環衛設施審批的前置條件，從而推動更多小區配套多功能的垃圾箱房，具備可再生資源分揀、交投、收運以及綠色賬戶積分掃描等多種能力。
為減少可再生資源等待清運的時間，新錦華還將購買專車，自建物流體系。“這樣就不用自己蹬三輪送去回收站瞭，來回起碼半小時，身體吃不消，還影響市容。”天山新苑的專職收廢員范維國對此充滿期待。
提高附加值才能喚醒認同
推進垃圾分類要有效果，關鍵要解決分類的動力，說通俗些，就是讓公眾明白分類有什麼好處、不分類有什麼後果。近年來，上海推行綠色賬戶，就是將“獲得獎勵”作為居民分類的動力；而實施促進生活垃圾分類減量辦法，處罰違規者，則是將“避免被罰”作為居民分類的動力。
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指出，促進垃圾分類最根本的動力，是居民發自內心認同垃圾的價值，這種價值可以是金錢價值，也可以是環保價值。否則，居民不認同價值，就會覺得垃圾分類沒有意義，雖然短期內可以靠獎勵或懲罰的制度來“刺激”分類，但就長遠而言，“價值認同”是政府部門必須直面解決的問題，解決不瞭，垃圾分類可能還是“原地踏步”。
松江和長寧的做法，都是通過抬高低價值可再生資源的收購價格，促進居民“價值認同”的有益嘗試。區別在於，前者是直接補貼回收企業的差價，後者則是扶持回收企業規模化運作，減少虧損。“其實，還有一種做法，就是提升可再生資源的附加值。如果可再生資源能夠像貴金屬一樣值錢，就不需要政府補貼來抬高收購價格，自然能賣高價。”杜歡政表示，垃圾資源利用企業的科技化水平直接影響垃圾資源利用的量和效，政府部門可以通過政策激勵、財政扶持、產業引導等方式，促進相關企業通過科技創新，提升垃圾資源循環綠色利用的水平和效益。
日本的川崎環保城就是一個可借鑒的范例，1997年創建至今，以位於川崎臨海地區的企業為主體，以開發資源循環型、環境協調型產業作為經濟振興支柱，已逐步發展成為環保企業和研發機構集聚的新型高科技綠色環保工業帶。其壯大絕非一蹴而就，當地政府實施瞭一系列財稅政策，為推進節能環保產業提供瞭有力的資金支持。比如改革稅制，當地涉及垃圾循環利用的中小企業使用指定節能設備，可享受7%的稅額減免以及一定年限的減免稅措施。杜歡政認為，上海在符合條件的區域佈點建設若幹市級資源循環利用產業園，給予政策傾斜，讓更多使垃圾通過循環利用獲得高附加值的項目生根開花，是取得“價值認同”的有效出路。
去年底開始試運行的閔行餐廚再生資源中心，也為如何讓垃圾“吃香”指出瞭一條明路。該區每天200噸的餐廚廢棄物，經過多道環保程序，最後放入封閉的生化處理機進行高溫好氧發酵，制成土壤調理劑，成為當前修復鹽堿土壤、降低城市熱島效應的“香餑餑”，吸引瞭不少下遊企業慕名而來。“這種環境友好型產品前途廣闊，隻盼源頭的垃圾分類更細致，讓我們的機器有更多的濕垃圾可 ‘吃’！”中心負責人對於未來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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