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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24日，掌管中央特科與交通局日常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成瞭國民黨的“階下囚”。25日，顧順章就把在他看來無關輕重的關於紅二方面軍駐漢口辦事處和中共中央駐武漢的交通機關全部供出，這兩個機關的數十名共產黨的工作人員全部逮捕。
顧順章在武漢被審期間並未供出涉及中共中央的更高機密。他認為武漢特務機關隻是他面見蔣介石的一個跳板。隻有向蔣介石全盤托出他所掌握的全部最高機密，才能取得蔣的賞識，為以後在國民黨內的發達鋪平道路。基於這一盤算，顧順章向武漢國民黨特務機關提出瞭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將中共中央上海首腦機關一網打盡”的想法。但對如何實施這一計劃，顧順章則含糊其辭，不願提供中共上海首腦機關和領導人的住址細節。他知道如果提供瞭這些情況，他在蔣介石面前的價值將大大縮水，同時武漢國民黨特務機關將紛紛向上報功，而這些則勢必經過已打入國民黨中統頭子徐恩曾的身邊任機要秘書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之手，到那時，對中共中央的“突然襲擊”很可能全部落空。
國民黨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偵緝處長蔡孟堅沒有讀懂顧順章吞吞吐吐背後所隱含的政治算計。顧順章提出不要向南京拍發電報，何成浚、蔡孟堅為瞭搶得頭功，卻分別向南京拍發加急電報向徐恩曾、陳立夫報功。
4月25日晚，星期六，掌燈時分。一直待在南京中山東路5號徐恩曾的特務機關“大本營”裡的錢壯飛，接連收到從武漢發來的6封特急絕密電報，電報上都註明“徐恩曾親譯”的字樣。這是非同尋常的，因為一般電報徐恩曾是不會親譯的，錢壯飛想：必然有重大事變發生。他偷偷將電報譯出，這才知道顧順章已經被捕叛變，並要勾結敵人破壞我們整個黨中央機關。
緊急應變：周恩來受命處理一切
錢壯飛截獲電文後，首先考慮的是如何盡快將情報送給黨組織。為瞭給黨的轉移爭取盡可能長的時間，錢壯飛決定派其女婿劉杞夫連夜乘坐去上海的特別快車，把這一重要情報交給李克農轉報中央，而自己暫留南京。
4月27日清晨，錢壯飛“若無其事地把電報親自交給徐恩曾，然後像往常一樣。裝作回傢休息的樣子。從容不迫地離開瞭‘大本營’。登上返滬的列車……在到上海的途中，為防止出事，他到真如就下瞭車。然後步行進入市區”。
如錢壯飛估計的那樣，4月27日，顧順章被敵人用兵艦解到南京，蔣介石立即召見他。顧順章向蔣介石供出瞭他所掌握的中共中央的全部秘密和錢壯飛。蔣介石氣得暴跳如雷，命令立即把錢壯飛抓起來。而這時，錢壯大陸商標查詢飛早已遠走高飛瞭。
劉杞夫於26日清晨就到達上海，找到李克農，將這一情況報告瞭周恩來。周恩來隨即向中共中央報告此事，中央委托他全權處理這一緊急事變。
周恩來立即與陳雲商討對策，並主持召開瞭由陳雲、康生、潘漢年、聶榮臻、李克農、陳賡、李強等參加的緊急會議，決定采取四項緊急應變措施：
第一，銷毀大量機密文件，對黨的主要負責人迅速轉移，並采取嚴密的保衛措施，把顧順章所能偵察到的或熟悉的負責同志的秘書迅速調換新手；第二，將一切可以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幹部，盡快地有計劃地轉移到安全地區或調離上海；第三，審慎而又果斷地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系；第四，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門負責實行緊急改變。
會議一結束，周恩來組織的精幹力量迅速行動起來，分頭向中央有關部門和負責同志發出警報。各中央負責同志立即搬傢；有關人員立刻轉移；同時，由陳賡負責指揮中央特科二科全體人員從各方面進行調查，以便及時采取措施，準備反擊。
周恩來在指揮全局應變的同時，還不顧個人安危親自通知一些同志轉移。錢壯飛安全到達上海後，周恩來讓陳賡把他安置到一個同志傢裡，並對他的傢屬也作瞭妥善安置。同時，李克農還用“克潮病篤”的暗語，給遠在天津的錢壯飛的戰友胡底發去電報，暗示事態嚴重，速回上海。胡底接到電報後趕回上海，由中共閘北支部負責人，把他送到一個白俄傢裡隱蔽起來。
經過兩天的緊張戰鬥，到4月27日傍晚為止，中共中央機關、江蘇省委以及共產國際的派駐機關全部搶在敵人行動前搬瞭傢。
當中共中央完成搬傢之際，蔣介石也得到瞭顧順章的口供。特務機關立即佈置瞭一個企圖將上海中共中央機關、領導人員一網打盡的行動計劃。這個計劃兵分兩路：一路去接顧順章的傢屬；一路去搜查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駐滬代表處。徐恩曾親自帶領調查科總幹事張沖、黨派組組長顧建中和大批軍警特務，連夜趕到上海，會同英、法租界捕房執行此一計劃，並於28日早上開始瞭全城大搜捕行動。但當他們到達上海中共中央所在地、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住處及顧順章傢屬的住處時，早已人去樓空。
危機再起：顧順章事件引發向忠發被捕叛變並供出中共中央核心機密
顧順章叛變後，事情雖然沒有像這個叛徒設計的那樣“把共產黨中央機關一網打盡”，但是，顧順章對中共中央的威脅並沒有消除。在顧順章叛變不到兩個月，中國共產黨更高級別的領導人——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也被捕瞭。
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銷毀瞭存放在傢裡的一些機密文件，與鄧穎超、李富春、蔡暢搬進外國人開的都城飯店。
向忠發供出瞭任弼時的夫人、擔任黨中央秘密機關工作的陳琮英。供出瞭中共中央秘密機關。23日上午，大批中西巡捕包圍瞭中共中央秘密機關——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海寧路)恒吉裡1141號。由於黨中央在前一天已將兩大木箱文件轉移，巡捕特務搜查時，隻搜到王明寫的一本《兩條路線》的小冊子，其他一無所獲。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張紀恩、張月霞夫婦，以“窩藏赤匪，隱而不報”的罪名被捕,也關進瞭龍華監獄。
向忠發供出瞭周恩來在小沙渡路的住處。23日深夜，他帶引特務搜查周恩來和瞿秋白的寓所，幸好周、瞿已於當天下午撤離，敵人再次撲空。
向忠發還給敵人寫瞭供詞。在供詞中，他供出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其黨內分工、特務委員會及其分工、各蘇區負責人、各省委負責人、紅軍各軍負責人以及全國黨團員人數、分佈，軍隊人數等。還向敵人供出中國共產黨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工農紅軍的編制、人數、主要領導人、住地、資金來源等機密，有的還涉及黨的核心機密。向忠發以出賣靈魂、出賣組織、出賣同志的代價乞求敵人留他一條性命，但得到的是蔣介石“就地處決”的電令。
戰略轉移：中共臨時台中商標權申請中央秘遷蘇區瑞金
六屆四中全會以後，黨的領導權實際掌握在王明的手裡，盡管向忠發是名義上的總書記，他一死，王明更是自然地主持起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盡管並沒有正式擔任這一職務。但此時王明選擇瞭重返莫斯科，出任共產國際中共中央代表團團長，
在共產國際批準王明再赴蘇聯的同時，中共中央對於如何克服困難局面，順利渡過目前的嚴重危機，采取瞭一系列重大措施，最主要的是：
（一）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鑒於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已不到半數，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於9月下半月，在上海成立瞭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六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負總的責任。
（二）重新建立警報、情報網。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調整瞭中央特科的編制，由陳雲兼任第一科科長，負責總務；潘漢年兼任第二科科長，負責警報、情報；康生兼任第三科（紅隊）科長，負責打擊叛徒、奸細。
（三）作出瞭對在上海已經暴露身份的中央負責同志逐漸轉移到中央蘇區的決策。
那時，從國民黨統治區進入中央蘇區有一條秘密通道：從汕頭出發，經大埔，越過國民黨封鎖線，進入福建永定遊擊區，再經長汀轉往贛南。在顧順章叛變後，周恩來就通知大埔交通站站長盧偉良到上海匯報工作，向他詳細詢問瞭這條交通線中國商標註冊查詢台中公司商標註冊的沿途情況，並做瞭準備。
到1932年底，經請示共產國際同意，整個中共首腦機關全部遷入江西中央蘇區。留在上海的中共機關，改稱“中共上海中央局”，負責白區工作並與共產國際保持聯系。
博古等順利抵達瑞金並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開始辦公，標志著上海中共臨時中央機關完成向中央蘇區的秘密大轉移。（王相坤）
責編：孫麗美國商標註冊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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